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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还有人。”他说,这部书没有孤证,每一个说出来的字,都出自两处以上的历史记录,包括苏联解体后的解密档案和亲历者访谈/P>《这是不是个人》:亲历的见?/STRONG>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月出版?/P>这部书是意大利作家莱维第一部回忆奥斯维辛经历的作品?947年出版,在世界上译成40多种语言,畅销?0年。法国《世界报》将其列nbsp;“二十世纪一百本书”之中/P>“幸亏我944年才被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莱维说,那一年,德国政府缺少劳动力,暂停随意处死囚犯,让一些本要加以灭绝的囚犯,有了活下来的机会/P>对于编号174517的集中营囚犯莱维来说,地狱就在奥斯维辛。他记录了集中营对欧洲犹太人肉体和精神双重的残暴迫害,描述了法西斯暴政的本质——法西斯用平庸、仪式化和冷漠的暴力,完全抹杀“另一群人”的尊严和意志,让其仅剩下一副勉力求生的躯壳?/P>书中有这样一群处于“灰色地带”的人:他们本来也是囚犯,但为了活久一点,为了自己碗里能多一块土豆,就讨好敌人,与纳粹合作,当上了残暴的工头,把同胞送进焚尸炉。于是,莱维在书中写道:“纳粹你胜利了,你真的胜利了”,这是因为奥斯维辛把人转化了,受害者吸纳了施暴者的逻辑,人不再是人,人没有了人性/P>莱维的经历,逼着他从化学家变成作家。他必须得说出来,否则无人知晓真相,历史还会重演。如果个人不对历史负责,“我还是个人吗??/P>在这部书的序言中,他写道,当某些教条成为一种推理的重要前提时,其连锁反应的极端,就是死亡集中营。它是一种世界观的产物,是必然产生的后果。只要这种世界观存在,就会严重地威胁我们?/P>莱维提到,他感到一种更大的羞耻,正因人类发明了奥斯维辛,每个人的生存都是有愧的;但这并不能让我们取消正义和邪恶的界限。我们仍要保留拒绝认同邪恶的最后的权力,肩负起对人性、对他人无限的责任?/P>《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深刻的见解  本书由译林出版社20160月出版?/P>很多人都知道这部书,也知道这部书的作者汉娜·阿伦特,以及她提出的平庸之恶。这部书迟到了半个多世纪,才于阿伦特诞辰110周年之际,有了中文译本?/P>当年,阿伦特在耶路撒冷审判现场发现,纳粹党卫军高官艾希曼身上有一种平庸性,让人无法从这个人身上找到任何残忍和恶魔般的东西。令人不安的原因恰恰在于:有如此多的人跟他一样,既不心理变态,也不暴虐成性。他们为了获得晋升而努力工作,服从组织,忠于职守,除此之外,根本没有任何动机杀人/P>于是,阿伦特提出了“平庸之恶”:恶的化身未必是狂暴的恶魔,也有可能是平凡、敬业、忠诚的小公务员。她让这世界大吃一惊,看到了大众的病态之源:根本不动脑子,像机器一般顺从、麻木和不负责任?/P>“平庸之恶”是指极权主义下或者现代官僚体制中的个体失去了反思的能力,即判断善恶是非的能力,变成了官僚行政体系中一只被驱动的齿轮。艾希曼的邪恶,不在于他犯下了怎样的滔天罪行,而在于他心甘情愿地参与了极权统治将人变为多余的“伟大事业”?/P>中国人民大学一位研究阿伦特的学者指出了阿伦特的独特之处。首先,她注重概念的区分。概念的混用与强权相结合,就会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给人类带来极大灾难。其次,她注重对人们生活中新现象的辨析。比如说人们从暴政的意义上去看待纳粹,便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而阿伦特用了“极权主义”来描述二十世纪出现的新政体——纳粹政体以及与之相类、有着相同本质、旨在确立意识形态统治的政体/P>阿伦特告诉我们,在极权社会里,决定一个人命运的,不是他违反了哪条人为法,而是说他生得不对,他生下来就是犹太人,由此就必须被消灭,这就是极权主义的恐怖所在。这里有一种外在于人的力量支配一切?/P>她还看到了现代人的无思想性——丧失判断善恶是非的能力——是一种很可悲同时又是一种很可怕的症状。如何根治这种“现代病”成为阿伦特晚年回归哲学思辨的重要问题。她把人的精神生活分为思维、意志、判断三个部分,认为“无思想”不是说人没有一般的思维能力,而是指没有判断是非善恶的判断能力?/P>因此,她认为提高人的判断力是相当重要的事情。她想写的最后一部书名为《判断》?975年她去世时,人们发现,她的打字机里还放着一页纸,上面打着《判断》这部书的题目和导言?/P>SourcePh"style="display:none">

有国际旅行经历的人可能都会注意到中国与外国的差异,如果你去过美国和欧洲国家,可能会感叹那里的人民生活富足,有足够的物质基础去从事艺术和公益,当地政府通常也较为廉洁透明,公民社会活跃而高效;如果你去的是非洲或拉美的贫穷国家,可能会庆幸中国经济腾飞给人民带来的福利,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是多么重要?/p>但是,固有的无来由的成见很容易蒙蔽人们对现实世界和自身定位的认识,比如,拉美很多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比我们高出很多,甚至希腊这样我们眼中的“失败国家”都较中国经济水平为高,人民也更富裕。可透过媒体报道,很多人容易产生一种印象,即中国富豪买遍全球,中国品牌打包天下,有的人可能还会想象中国要当世界领袖,这其实是一种误解?/p>去年8月《金融时报》长阅读有一篇题为《重绘世界地图》的文章。作者认为达0万亿美元投资规模的“新兴市场”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且在总债务、GDP占全球份额、外汇储备等领域,新兴市场做得比发达国家更为出色。因而,作者提出应重绘世界经济地图,像十六世纪意大利教士绘制世界地图并把中国放在中心那样,今天的世界地图也应该强调新兴经济体的重要性?/p>可能这种想法最受欢迎的地方就是中国。作者也提到中国经济最难归类,原因在于这个购买力平价意义上的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有着畸低的人均GDP水平。中国有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股市,市?万亿美元之巨;其价?.5万亿美元的国内债券市场更是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位居全球第三。但这并不能用以论证摩根士丹利国际资本指数(JP Morgan MSCI EM指数)第三次拒绝纳入中国A股是错误的决定,毕竟没人能否认这个股市仍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中国与发达国家在人均收入和人类发展指数上均有较大差距。这种差距在中国公众的认知中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在决策者的外交与内政政策制定中也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p>中国人对富裕和安定生活的追求与其他国家的人民别无二致,但我们对排名的重视往往鼓励了好大喜功的倨傲心态。中国到底有没有全球经济强国的实力并主导国际事务呢?目前来讲和发达国家相比,应该还有一些差距。对于国内热血沸腾的一部分民众而言,这可能是一盆冷水,但对广大追求经济和政治权利而不得的中产阶级而言,这或许是一个共同的心声/p>除了人均GDP水平,还可以观察微观层面上人民生活水平的差距。以现代社会的代步工具汽车为例,早在2009年,美国的人均汽车占有量就达到每千人2670辆,这意味着很多家庭拥有不止一辆汽车;而中?014年的数据仅为每千14辆,位列全球191个受调查的国家和地区中的9位。一个更有“温度”的指标可能是老爷车、古董汽车,3.2亿人口的美国有约500万辆古董汽车,其中约58%为婴儿潮一代所拥有。而他们在中国的同龄人则是饱经风霜、贫富差距极大的一代。现在,古董车市场已经极具规模,甚至有专业的中介为这个市场服务。类似的市场也广泛存在于欧洲各国,而这一需要“有钱有闲”的收藏品显然离中国老百姓还太遥远?/p>前段时间,我和来自世0个国家的社会企业家和青年领袖在美国考察,在密歇根州的卡拉马祖小城停留,参观了附近的吉尔默汽车博物馆。这家博物馆的主人唐纳德·吉尔默是美国最大的神经类药品公司法玛西亚普强制药公司的拥有者,也是瓦特·迪斯尼的好友。上世纪60年代退休后,他的夫人给他买了一辆古董车打发时间,而他一下子痴迷起来,广泛搜罗,最终建成了这座美国中西部地区首屈一指的汽车博物馆?/p>我们去参观的时候恰逢一年一度的古董车交易展在这个博物馆举行,来自中西部五六个州的古董车主齐聚在占地5亩的农场上。浓郁的汽车文化、细致的汽车发展史展示、丰富而保存状态完好的各品牌各阶段汽车,以及人们对密歇根州汽车文化的热爱,都让我感慨类似的场景要出现在中国恐怕还需不少时日。我们尽可以不屑地认为汽车不过是一个代步工具,但汽车工业所代表的科技水平、资源投入、市场发达程度甚至立法能力都是一个国家硬实力的体现。举个更极端点的例子,在人口只有7万人的卡拉马祖小城有150多家啤酒作坊和品牌,甚至有一个两层红砖楼房的“卡拉马祖啤酒交易所”,与股票交易所一样,各个品牌的啤酒在这里挂牌交易,其市场之广泛与完备让人感叹?/p>再举一个日常生活的例子,我们去了市中心附近的农夫市场,与我熟悉的农村集市或者城市里的菜市场、生鲜市场不同,更不同于我去过的伊斯坦布尔的大巴扎、开罗的闹市区杂货市场,这个小而全的农夫市场里满是体面的摊主,站在铺着干净台布的摊位后面,友好地与每个走过的人打招呼。英语中有个专门的词来指代他们,叫绅士农民。他们背后并没有破烂肮脏的板车或者面包车,而是无一例外的小型厢式货车或者皮卡。而且他们手里端着咖啡,就像我们的菜摊老板端着热腾腾的豆浆油条一样自然。二者之间的差别却远不止于此,更有收入水平、生活质量、教育水平、文明程度上的巨大差异/p>这样的生活对于中国一线城市的居民而言或者还是可以实现的,但对于同等居民收入水平的二、三、四线城市居民而言,恐怕还需要漫长的追赶,更不要提中?8%的农村居民群体了/p>根据现在世界上比较主流的几个评价标准,即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经济合作组织(OECD)国家净收入水平,盖洛普中等收入和人均收入水平,以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高收入OECD国家名单和巴黎俱乐部国家名单等,中国离这些标准还有距离。认识到发展差距是减小甚至弥平这种差距的第一步,过去四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举世瞩目,但实实在在的差距依然可以刺激我们跑得更快,而这,有利于中国经济的未来/p>SourcePh"style="display:n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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